紫江基金会秘书长陈琳：试错不是失败，而是先行者的必经之路
采访 ▏王慧
编辑 ▏肖泊
2016年1月，陈琳正式接手重任。当时，上海紫江公益基金会（下称“紫江基金会”）成立不足半年，“致力于推动公益发展和社会创新”是一个大命题，作为秘书长，理事会对陈琳的高度信任全部转化成责任，她需要尽快为基金会找到实现路径。
陈琳成长于中国台湾，求学于美国，先后获波士顿大学心理康复咨询学位、美国南加大(USC)国际公共政策硕士学位。对让来说，中国大陆是陌生的，更陌生的是大陆的公益生态。
资源梳理、社会调研，陈琳动作频频，并迅速深入大陆公益圈。短短一年，这位“初来乍到”的秘书长了解行业生态，并找到了发展瓶颈，她发现，行业对公益人才的创新教育有很大需求。
2017年1月，紫江基金会重头项目破壳，分别出资设立“华东师范大学紫江公益慈善中心”和“华东师范大学公益慈善事业管理研究院”，并成立专项基金开展公益慈善教育。此后直到2019年，紫江基金会在公益教育方向的年支出均占到年度项目总支出的80%以上。
几近全力以赴的投入，回应的是公益教育的巨大需求。在陈琳看来，这不止是行业需求，更是中国社会的需求，公益教育不应局限于为行业塑造高质量的“螺丝钉”，而是需要跳出学科教育范畴，去触碰更大的意涵和可能。
紫江基金会要做的公益教育，是为社会“种下一颗公益种子”，意在“育人”，培养“卓越人才”具备有利他倾向、社会视角的公益人格。
第四届华东师范大学紫江公益慈善教育论坛上，上海民政局原党组书记、局长马伊里以“公益人格”四字破题，道出教育的核心要义，“将公益理念植入高等教育全过程，将影响未来几代人的人格成长……进而影响中国未来的发展。”这正是陈琳和紫江基金会的目标。
四年多来，紫江基金会在公益教育领域做纵深探索，扎根华东师大，将公益作为通识教育嵌入其中。起初，华东师大仅在社会发展学院开设了8门选修课，如今，更多学院已经参与进来，选修课累计共开设27门。双方合作，摸索出一套公益慈善通识教育体系，包含研究、课程、实践三个层次。至今，有1000余名在校学生与社会人士修读了相关课程。
随着这一体系的打磨和完善，“公益育人”吸引了更多高校关注，复旦、上海交大、同济、等高校都加入到议题讨论中。
陈琳有了更大信心，这促使她开始思考公益的区域性发展，并酝酿让华师大的模式走出上海，联动多方资源，将公益慈善教育推向整个长三角地区，推动形成区域一体化的公益教育生态，从而降低区域的沟通成本、发挥区域的比较优势，形成更大合力。
选择开展通识教育，陈琳还有哪些现实考虑？紫江基金会与华师大的公益教育模式具体如何实践的？未来又有怎样的探索空间？《社会创新家》专访了陈琳。
陈琳，紫江基金会秘书长，美国南加州大学（USC）国际公共政策硕士
《社会创新家》：紫江基金会与华东师范大学合作，为什么选择做通识课程？
陈琳：我们在2016年开始接触华师大，那时想得比较简单，觉得公益行业需要人才，紫江基金会可以对接华师大的资源，回应这一需求。加深了解之后发现，优秀的学生的职业选择其实很多，公益行业不是最佳选择。另一方面，我们也和诸多公益组织的秘书长们交流过，他们确实需要人才，但相比刚毕业的大学生，有工作经验和跨界的人才更适合他们。
同时，高质量的专业课程需要投入极大的精力与资源，目前很难找到有高校配备了充分的师资和社会资源，并足以提供完备的支撑。对学生来说，立志于未来全身心从事公益行业的群体还不够大，开展专业教育，在招生和就业上会面临很大的压力，当前的可行性和资源效率来讲，是有难度的。
因此，我们这些年也在边走边尝试，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两条腿一起走。
《社会创新家》：公益行业确实需要人才，但是否需要所谓的“专业”人才，在行业内有不同观点。你的看法呢？
陈琳：从人才角度来讲，公益和商业所需要的“人才”的基本素养是一致的，需要有责任感、有效率，有跨界、创新的意识。甚至，公益行业对“人才”的要求更高，因为公益慈善讲的是社会价值，不容易被金钱价值衡量，它产生的社会价值和对个人成就感的反馈需要放在更长的时间维度去看，培育这样的人才，不是件容易的事。
相较于欧美的公益发展轨迹，国内的公益行业还没有进入所谓存量市场，它仍处于增量的阶段。但在不久的将来，产业势必要进行细分，到时专业性的体现会更明晰，比如筹款能力、项目运营能力等等，但我个人认为，现阶段众志成城的为增量人才储备做贡献更为重要。
同时，现阶段对公益人才的培养方式应该是多种多样的，我们做的只是其中一种。大家一起摸索，才能让人才储备越来越大。如果单方面考虑公益行业需要的究竟是哪“一”种人或者培育用的是哪“一”种方法，行业成长会比较慢。公益行业现在总盘子还比较小，这里面当然有很多原因，但与其只是一直讲它“应该怎样”，不如身体力行引入更多资源。
《社会创新家》：现在不是做专业教育的成熟时机？
陈琳：公益其实是一件很“通识”的事，想用一个体系框架告诉大家如何做，非常难。就比如，AI的深度学习是通过在海量数据中不断“习得”，从而找规律完成的，但公益行业还没有相应的“海量数据”，因此我觉得现在需要大胆尝试，先把行业中的空白补上。
公益项目的面貌应该是多种多样，学生们喜欢的是好玩的、能承载梦想的、有力量的事情。而我们想做的，是在这个过程中，激起他的利他之心，塑造他的公益人格。
《社会创新家》：“公益育人”是大家之前没有意识到的一层意义，它跳出了以往认为公益教育是学科教育的范畴。
陈琳：大学的环境其实是相对“真空”的，走出校园的那一刻才是人生的真正开始。高校应该教的其实不是方法或者技能，而是做人、做事情的道理，“立德树人”才是高校的本职责任。
《社会创新家》：如何在高校中设计这个过程？
陈琳：去年12月我们刚刚举办了华东师范大学紫江公益慈善教育论坛，学校方面提出了“R C P（research、curriculum、practice）”理念，这是过往几年我们在实践中总结出的一个成果，即研究引领，课程赋能，实践驱动。
第四届华东师范大学紫江公益慈善教育论坛
我希望我们的课程更多去触及之前对公益不了解的同学，让他们愿意开始尝试。公益是最大公约数，人人可谈。扶贫、社会阶层、人口结构变化等等这些议题，是有共通的社会性的。
《社会创新家》：如何吸引这部分学生来尝试？
陈琳：我们每年都会举办研习营，今年的研习营是我最惊喜的一届。以往我们会带着学生到台湾去参观社会组织，今年因为疫情无法成行。华师大给出了新的调整方案，举办了“暑期公益实践大赛”，对全国跨学科的学生开放申请项目课题。我在其中看到了很多有趣的案例，比如有一个心理学系的学生关注青少年的心理健康问题，他拉来学软件的同学开发APP，完成从调研、研发、问卷设计、样本收集等一系列动作，可以短时间评估中学生心理健康。我们请了业界导师指导，给了学生们一些意见，比如是否考虑商业化落地。
我认为这项练习对同学来说很有意义，学生通过此提前接触社会。我们一开始的目标就是种下一颗公益的种子，学生们以后可能去其他行业，可能进入企业CSR部门，也可能继续读书，但现在就可以给他一点启蒙，让他们在学生阶段就知道社会的各种可能性。
这也是为什么今年我们对接了公益实践基地给到学院，给学生们提供实践机会。基金会有对实习生的需求，学校学生也有实习需求，但之前双方的需求都是零散的。紫江基金会从中做些对接工作，可以帮双方结成更稳定的交流关系。
《社会创新家》：除了实践，前端的研究和课程上，还做了哪些工作？
陈琳：我们支持华师大成立了公益慈善事业管理研究院。我自己深有体会，在做一些决策时，并没有足够的理论支撑。我们希望，研究院可以成为一个帮大家解决这个问题的地方。研究院目前开放给所有学科的老师来申请经费，而且在未来的计划中，可申请的范围也将逐步扩大。
《社会创新家》：目前课程设置情况如何？
陈琳：我们的课程主要是通识课，到现在已经开了27门，参与进来的教师也不仅局限于社会学、社会工作专业的，也覆盖了公共管理、传播、财会、教育等，公益其实可以和很多领域结合。其中也有一些有意思的课程内容，比如设计非营利组织的logo、做社会议题的摄影等等。这是我们的一种创新，当然，创新不代表它就是对的，我们还在不断摸索。
紫江基金会与华师大合作开发的课程
《社会创新家》：有统计学生的流向吗？你们会用哪些指标评估自己的工作？
陈琳：我了解到确实有学生进入公益组织，但我们认为，更重要的是学生本人的自驱力，紫江项目更多是提供了不同视野以及群体的力量，我们旨不在于改变学生的人生走向，而是提供一个新的可能。
我们有定性、定量分析，翻看我们的项目，也会看到每年的变化，但我们确实还没有到用系统的大批量的数据来证明自己的阶段性成果。我觉得还是需要时间，教育需要时间沉淀，我对此非常清楚。对一个新事物，大家一开始都会观望，而我们需要不断积累迭代，让大家看到我们。这个过程不容易，但还是要做。现在项目已经初见雏形，后面要扩大影响力，也许还需要三五年。
我可以分享一个学生案例，2020年，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社会工作系硕士研究生朱丽娟毕业了，她选择了签约上海普陀区妇联业务主管的上海乐扬红树林慈善公益中心，全职负责困境儿童帮扶工作。她的选择，也与华东师大紫江公益近年来在公益人才培养上的探索、创设公益精神和志愿服务精神的校园文化密不可分。她为年轻人展现了一种新的可能性。她也因此得到了《人民日报》采访和点赞，成为年轻人转变就业观念，寻找人生定位，实现自我价值，开拓事业领域的一个鲜活案例。
《社会创新家》：国外的公益教育是否可以为你们提供一些借鉴？
陈琳：2016年，我走访了美国的基金会，2019年，走访了德国的基金会。了解之后会发现，公益这种社会性的事务，其实和一国的文化紧密相关，它承上启下的逻辑都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做这件事、大家为何参与，以及参与后会有怎样的影响，都有本质上的不同。因此，我们没有捷径能去借鉴，只能自己摸索。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没有把项目拓展到全国的计划， 因为地区和地区之间的文化也存在不同。2020年因为疫情，公益行业有越来越多的人在谈区域公益生态。我很乐于见到这样的变化，大家更愿意停下来看看同地域的其他机构在做些什么事，并尝试找到和自己价值观趋同的组织。这其实解决了之前信任不足的问题并降低了沟通成本。
《社会创新家》：最近你提到，会立足华师大，把紫江基金会的公益教育事业辐射到长三角地区。也是受此影响？
陈琳：是的。RCP作为一个闭环，不能只局限于华师大或者任何一所高校来做，它需要区域的一体化的联盟行动。我在思考其中的逻辑时，首先想到能对标的是欧盟。欧盟就是因为签订了降低关税协议，所以有了信任基础，降低了交易成本，带来了交易量的增长，从而带动区域经济的蓬勃发展。公益教育要得到发展，就也要降低区域的沟通成本、发挥区域的比较优势，形成更大的合力。所以有了长三角慈善教育一体化的想法。
公益慈善教育需要高校老师间的交流沟通，在12月的论坛上，基于华东师大的探索，我们邀请了复旦、同济、上海交大等几所上海有代表性的高校聚在一起谈论公益育人的话题，我们还邀请了南大、浙大的老师，大家来了后发现都有共同的目标，一起谈论培育学生的道德感，谈论高校的本职责任。这在以前是很少见的。他们互相可以有更多思想碰撞。这也是在他们心中埋下一颗公益的种子。
《社会创新家》：在紫江基金会之前，已经有基金会在公益教育领域做过摸索。你如何评价他们达成的效果？
陈琳：因为开始得更早，相较于紫江，他们面对的更是一个几近空白的市场。他们做的是“创造性”工作，需要说服大家了解、接受他们的想法。做得很难，投入很多精力与资源，但效果不容易体现。有了他们，才有后来紫江基金会做的事。
《社会创新家》：在公益界，“错误、失败”这些话题比商业更为敏感，所以大家的顾虑会更多，更强调“稳健”。
陈琳：我认为，任何试错都不是失败，而是一个行业发展先行者的必经之路。在传统高校的教育模式上，纳入原有体系内的专业教育是“常识”，而且是最稳健的办法。相反的，紫江的探索，虽然是有风险的，我们依托于在高校相对还不成熟的“通识教育”“书院制”和“第二课堂”等，但是值得尝试。
紫江基金会幸运的地方在于，有理事长和理事会在工作上的支持和资源匹配，为我们提供了广阔的试错空间。还有华东师大近年来大力推进的教学改革以及学校基金会突出的资源整合和协调能力，对通识课程、书院制改革和学生工作上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尝试和改革，这为我们的项目创造了更大的探索空间。
同时，我在做紫江基金会公益教育这个项目时，前期准备了一年，做了大量调研，包括对行业做了整体扫描，了解基金会行业的发展和现状.....我前期和理事及合作高校进行了充分沟通。我们是认真的投入精力、耐心在与合作伙伴共同成长这件事。我深信，所有努力不会白费，有了足够储备，我才敢放开手做，我深信所有努力不会白费。我相信这个项目未来可期。END
（本文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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